引言

《詩經》作為五經之一， 論者一般認為這是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可謂中國詩歌的源頭，亦是古人必讀的經典。這本書共收入自西周初年（ 約公元前1100 年） 至春秋中期（ 約公元前600 年） 大約五百多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另外還有六篇有題目無內容，即有目無辭，稱為笙詩），故又稱「詩三百」。西漢是經學時代，「詩三百」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

人類早在洪荒時代，應該已有歌謠樂章的產生，正如《禮記．樂記》所謂「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現存不少古逸詩，就有產生於遠古的作品。又例如《山海經》《墨子．非樂》記載夏啟時候有〈九歌〉〈九辯〉等歌舞，商湯時代又有〈晨露〉〈桑林〉等樂章。可惜的是，這些作品不是早已亡佚，就是斷簡零篇，殘缺難認，甚至為後人所偽託。

《詩經》作品的創作時間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前後綿延五百多年。從產生的地域來看，除了周王畿之外，還涵蓋了當時各諸侯國統治的地區，包括現在陝西、山西、河南、山東、湖北等地，範圍十分遼闊。作者的身份，有平民，有貴族。題材的類別，有愛情、婚姻、征戰、祭祀、宴飲等等，非常繁富多樣。就當時的社會狀況來說，交通不發達，通訊不方便，那麼這樣的一本書，是在甚麼情況下才能彙編在一起呢？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問：是誰編選成書的？甚麼時代編成的？問題接踵而至。

采詩與獻詩

《詩經》中很大一部分作品，應是透過采詩和獻詩的方式而收集的。關於采詩和獻詩，大家可以先看以下幾條材料。如《左傳．襄公十四年》記師曠引《夏書》曰︰

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杜預注︰

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也。

西周時代，天子身邊有所謂采詩之官。遒人就是采詩之官， 會在路中搖起木鐸—這木鐸是銅廓木舌，聲音與一般鈴鐺不同。金木相叩，老百姓聽到木鐸的聲音，知道官員要來采詩，就將自己懂得的詩歌唱給遒人，讓他記錄下來。《漢書．食貨志上》則提到︰

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

太師，就是天子身邊的大樂官。樂官會將遒人所搜集的詩歌加以整理，包括音律和文字，並且改詩歌的語言為雅言，然後向天子演唱。為甚麼要演唱？不是純粹為了娛樂，而是如《漢書．藝文志》所說：「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如果當地的老百姓對政府某些施政不滿，就會作詩諷刺，滿意的話就會作詩歌頌。天子聽了這些詩歌， 即可以了解各地的施政得失， 此謂之采詩。《國語．周語上》則提到︰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意思是天子要公卿、士大夫等貴族和官員獻詩，看看官員對時局是否有所頌揚或諷諫。采詩和獻詩是兩種搜集方式，前者是通過遒人採集，後者是通過貴族官員進獻所得。因此吳宏一教授指出︰「采詩是官員到民間去採集歌謠之言，獻詩是官員或貴族所呈獻的詩篇；采詩是在上位者有取於下，而獻詩是在下位者有奏於上。但二者雖似有別，實則一事。」（《詩經與楚辭》）采詩以民間作品為主，輯為「國風」；而獻詩則以貴族作品為主，輯為「二雅」。今本《詩經》中，大部分「國風」作品和一些〈小雅〉作品，是通過采詩而來；「二雅」大部分作品和一小部分的「國風」作品，尤其是以政治諷諫為主題的，無疑就是當時獻詩所得；至於某些〈大雅〉作品和〈周頌〉，則是由周朝歷代掌握詩樂的太師整理、保存而來。孔子之前，周朝的民間沒有甚麼高等教育可言。民間不興私學，《詩經》《尚書》這些典籍都保留在宮廷裏面，平民要接受教育非常困難。《詩經》除了讓天子「知得失、自考正」以外，也是貴族子弟學習的課本之一。

采詩與獻詩的講法是有一定根據的，因為要編成《詩經》這樣一部詩集，必須動員國家的力量，才有機會完成編集。通過采詩、獻詩的渠道，王官到民間採集的詩歌，公卿以至列士所呈獻的作品，以及太師所保存的舊章，越到後代，累積的資料一定越多。經過周朝歷代樂官不斷的篩選、整理、加工、配樂，我們今天所說的《詩經》就逐漸形成了。不過，此書當時還不稱為《詩經》，只泛稱為《詩》而已。它的編纂，既非成於一時，亦非出自一人。它被編訂成我們今天看到的樣子，應該是在孔子采為教本之後。

《詩經》的編纂

《詩經》有十五「國風」，有「二雅」，有「三頌」。今人趙逵夫先生〈論《詩經》的編輯與《雅》詩的分為「小」「大」兩部分〉一文，對於《詩經》的編纂，有「兩次編集說」，很值得參考。他認為，第一次編集的只有〈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衞風〉和〈小雅〉。這次所編集的作品大部分產生於西周末年、東周初年，而以周宣王時代的為最多。也就是說，第一次編集的作品時間較為集中，沒有太早的，也沒有太遲的。而編者大概是召公虎的後裔。

至於其他篇章， 都是第二次增編的。這些增編的作品有周初的，如〈周頌〉〈豳風〉，也有春秋中葉的，如一般認為〈秦風．渭陽〉是秦康公（公元前620 年至公元前609 年在位）送母舅之作，〈陳風．株林〉是譏刺陳靈公（公元前613 年至公元前599 年在位）與夏姬淫亂之詩。這兩首作品在《詩經》中，應該是年代最晚的作品。

就地域上而言，首次編集所包括的地區有三個︰第一是江、漢、汝、淮流域，也就是周南、召南之地。第二是衞國，包括邶、鄘二國的故地。第三是西周王畿之內，也就是〈雅〉詩產生的範圍。而在第二次增編的作品地區，西至於秦（陝西、甘肅），東至於齊（山東），北至於衞（河南省北部）、晉（山西省），南至於江漢流域（湖北）。

趙先生又指出《詩經》的編纂動機：「西周厲王暴虐，國人起義趕走厲王後，周定公、召穆公主持朝政，所謂『共和，二伯行政』。周朝東遷之後，周、召二公世裔地位的今不如昔，使他們產生了對過去的深深懷念。《詩經》最早的本子，就是周、召二公的後代抱着這種思想感情而編集的。」此外，周召共和時期還有一位重要人物共伯和，大概就是後來的衞武公。第一次編集時，在〈周南〉〈召南〉之後還有邶、鄘、衞三國之風，就是出於這個原因。

孔子與《詩經》

孔子出生在魯國。這是周公教化所及的舊封地，對文化的繼承發揚，古籍的整理保存，都比較注意。《左傳．昭公二年》記敍晉國韓宣子到魯國時曾經讚歎地說︰「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可見魯國的文化地位，在列國是公認的。這一年孔子十二歲。儘管孔子後來在政治上不得意，但他開啟私人講學的風氣，有教無類，還對古代文獻進行搜集、整理。他感歎王道陵夷、禮樂崩壞，懷念周公的美德，因此致力於搜集魯、周、宋、杞等故國文獻，重加整理，編成《詩》《書》等六經教本，用來教導學生。這些教本流傳下來，就成了儒家學派的經典。

近人周予同在〈六經與孔子的關係問題〉中指出，孔子門下弟子前後三千人，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既然學生那麼多，很難想像他講學授徒時沒有教本。例如《詩經》，在整理編次時便可能有所刪訂加工。孔子以前，《詩經》已有傳本，而且不止一次經過刪訂加工。孔子采為教本時，也當有所加工。

歷代文獻都有孔子整理《詩經》的記錄，如在《論語．子罕》提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這逐漸衍申成孔子刪詩說，即如《史記．孔子世家》提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漢書．藝文志》也記載︰「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大家要留意，上文提到孔子刪詩，將三千多首詩作刪為三百首左右。孔子向來重視保留古籍文獻，如果說他將當時保留的詩作刪去十分之九，似乎不太可能。王充在《論衡．正說》提到︰「《詩經》舊詩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可能總篇數是數千篇，但裏面重複的佔大多數，因此孔子可能做過校勘的工作，將重複的篇章剔除，然後有所整理，最後編定三百零五篇。與其說孔子刪詩，倒不如說是校勘。因此，孔子刪詩之說，由唐代的孔穎達開始，已備受質疑。孔穎達提到：「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自宋代朱熹以迄清代朱彝尊等，紛紛提出不贊成的理由，吳宏一教授將這些理由歸納為幾點︰

第一，孔子在《論語》中時常提到《詩》和《詩三百》，可見《詩經》的篇目在當時已有定數，而且孔子自己從未有過刪詩之語。

第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札到魯國觀樂，樂工所演奏的次序與今本《詩經》順序大致相同，當時孔子才八歲。可見孔子之前，《詩經》已有傳本。

第三，孔子說「鄭聲淫」，要「放鄭聲」，但今本《詩經》卻保留了這些靡靡之音。《史記》也說孔子對古詩只「取可施於禮義」之作，然而像《儀禮》所引用過的逸詩，如〈肆夏〉〈新宮〉等，應皆「可施於禮義」，但為甚麼反而在摒棄之列呢？

關於風雅頌

接下來我們討論一下「六義」的概念。《周禮．春官．宗伯》將「六義」稱為「六詩」：「太師……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詩大序〉提到：「先王以是（《詩經》）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孔穎達認為「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風、雅、頌指的是《詩經》的不同文體，賦、比、興，指的是《詩經》的不同寫作手法。

南宋鄭樵在《六經奧論》論及《詩經》的體裁，他說：「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簡單來講，「風」就是民歌，「雅」就是朝廷音樂，「頌」就是宗廟祭祀的音樂。因此有人認為「風」是民間文學，「雅」和「頌」是貴族文學。「風、雅、頌」的概念是從文體上來劃分。

而〈詩大序〉又以作用劃分風、雅、頌三體：「風，風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風，即是諷諫之意。如果對在上位者進行諷諫，很難直斥其非，因此必須婉轉，此謂之「譎諫」。〈詩大序〉又提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雅就是產生於周天子王畿的作品，因此能聚集「四方之風」，成為雅詩。「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可見這裏強調頌的祭祀功能。

〈詩大序〉是從功能考慮風、雅、頌的問題，宋代朱熹在〈詩集傳序〉中，則以作者內容劃分。他提到「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鄭樵於《六經奧論》中則以音樂分：「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 宗廟之音曰頌。」而今人周滿江先生又綜合而論云︰「風雅頌是古代的三種詩體，這三體的區分，既有音樂及作者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詩經》）

〈詩大序〉又提到，不同時代就會產生不同風格的作品︰「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亂世之後，政治不清明，人們不滿於朝政，自然會產生「變風」「變雅」。「正風」「正雅」以歌頌為主，而「變歌」「變雅」則以諷諫為主。

頌體一般只有歌頌內容，因此無所謂正、變之分，但宋朝以後有不同的看法。如宋人王柏於《詩疑》中提到：「頌有兩體，有告於神明之頌，有期願福祉之頌。告於神明者，類在頌中；期願之頌，帶在風雅中。〈魯頌〉四篇有風體、有小雅體，有大雅體，頌之變體也。」清人袁枚《隨園隨筆．詩有變頌》則進一步說：「金華王柏謂變風變雅之外有變頌焉，〈魯頌〉〈商頌〉是也。」可備一說。

關於賦比興

「賦、比、興」指的是寫作技巧。「賦者，鋪也」，就是鋪陳的意思，也可以說是直敍、說理。如〈鄭風．狡童〉：「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直接描寫了打情罵俏的情狀，平鋪直敍，可以算作「賦」。何謂「比」？簡單來說，「比」就是以比喻的手法敍事或抒情， 如〈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鳩這種水鳥，據聞十分恩愛，在水邊互相和鳴，「關關」就是和鳴的聲音。如何從水鳥說到人？一方面是觸景生情，另一方面，據說雎鳩這種水鳥對於伴侶是忠貞不二的，所以詩人從雎鳩和鳴聯繫到君子、淑女。從文字學的角度來說，「比」字是指兩人並排而立，引申為比喻的意思，不論是明喻、暗喻、借喻，都屬於「比」。

所謂「興」， 簡而言之就是觸景生情， 先寫景狀物， 以感發意志，引起聯想，從而抒情。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說：「詩可以興、觀、羣、怨。」可見對詩歌的「興」義最為重視。然而，「興」又是三者中最微妙的概念。像前面所談的「比」，我們可以從雎鳩聯想到君子、淑女，關係十分直接明顯， 但「興」的關係不如「比」明顯。如果我們說「比」是比喻，那麼「興」就有一種象徵意義，而這種象徵意義，有時明顯，有時不明顯。和比喻相較，象徵可以更直接明顯，也可以更隱晦曖昧，令人更難把握，但這也正是象徵手法的迷人之處。大家再看〈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這是觸景生情。「蒹葭蒼蒼」是秋景，看見蘆葦的景象，想起伊人，兩者之間有何關聯呢？如果說完全無關，好像也說不過去—因為「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是描述一種比較清冷的秋景，似乎暗示了所思念的女子，有一種「絕世而獨立」，不食人間煙火的象徵意味。所以，箇中關係難以明辨毫厘，但它已引發你的情緒，因此稱為「興」。但有時「比」「興」兩者很難分辨。以〈關雎〉為例，有朋友也許會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雎鳩，不知道雌雄雎鳩的感情如何地好，因此也無從由『關關雎鳩』聯想到君子、淑女。」如此一來，這與因「蒹葭蒼蒼」而想到伊人，有何分別？故此，詩中呈現得較為明顯的比喻才算作「比」，而「興」中未必沒有比喻的意味，但只在有無之間。「比」和「興」通常合稱「比興」，其因在此。

本文摘錄至《中學生經典選讀——詩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