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專欄
也斯的香港故事
也斯(梁秉鈞,1949-2013)是少數在創作及評論兩方面都對香港文學極其重要的作家,他用本名「梁秉鈞」寫詩、學術論文和翻譯,以筆名「也斯」寫評論、散文、小說,兩個名字都在文學史上留下重大貢獻。他的評論和論文是多個香港文學課題的重要參考,左右着相關的研究框架和基本認識,同時他又是具代表性的重要作家。翻開各種香港文學論文集,也斯是非常少數既以學者身份發表論文,同時又以作家身份被其他學者研究和談論的人,可見他在創作和評論兩方面的成就。
也斯的評論家身份的重要性不下於他留下的一系列作品。他自六十年代末起即在各大報刊及個人專欄上發表大量評論文章,內容題材遍及當代香港與台灣文學作品、西方文學思潮、電影及藝術等等。八十年代中葉以後又積極參與香港文學的論述生成和香港文學史的建立。以數量計,也斯在報刊專欄發表的短評和學術論文加起來遠遠超過其創作,卻至今缺乏有系統的研究整理。對也斯的研究一直集中在他的作品上,其中又以新詩和小說為主。
小說方面,最多學者談論他對拉丁美洲魔幻寫實主義的挪用,以及他對後殖民議題的探討。詩方面,他的都市詩和詠物詩是最受注目的,此外游詩、「生活化」和抒情詩的主張都備受重視。文學以外,他寫了不少電影評論, 在他身後首次結集為《也斯影評集》(2014)。他與其他藝術媒介的越界合作也為人津津樂道。反觀也斯的評論很少被討論,從本書整理的「也斯研究資料」(見附錄三)來看,二百多篇單篇文章之中以也斯的評論為題者只有不足十篇,主要是《香港文化》及《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的書評,大部分已經收錄於《也斯的散文藝術》。
部分學者總結也斯的學術評論特點,例如楊傑銘認為也斯的文化評論比其創作「更能閱讀出他的內心意識,而現今的研究者往往將這部分作為研究他文學作品的輔助材料,卻少將其文化評論、研究論述視為一個整體的論述來作個別討論」。又例如古遠清認為也斯的評論中以詩評最有分量、最出色,其特點在於方法視野,比較文學背景令他能夠從多角度透視文本,跳出單一文學地域和批評圈子,又多採取文化研究方法。羅貴祥則強調也斯對香港文學和文化的研究開始於建制之外,其重要性也在於致力開拓評論的公共空間,認為也斯始終較為偏重作家的身份,使他成為非典型「學院建制」中的學者。
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其中一節把也斯列入「雙棲批評家」的「作家—批評家」類別討論。這些文章都準確地把握也斯的評論家身份特點,但是與也斯建設香港文學史的重大貢獻相比,這樣的研究規模仍然是不足的,本書即為此方面的起步嘗試。
身兼文學家和評論家的身份令也斯不滿足於學院式評論,而發展出甚有個人特色的、界乎散文和論文、文學評論與文化研究之間的寫法。已經有部分文章總結出雙棲身份給也斯帶來的特點。溫儒敏可能是最早從這個角度分析的學者,他認為也斯「隨感性的富於詩的韻味的詩評」最具個人特色,「他的文學批評非常個性化」,「和那種以闡釋、判斷或倡導為要旨的批評是不同的」。也斯擅長「從自己的審美感受出發」,在評論其他詩人時發揮他本身也是詩人的優勢,通常談自己的閱讀感受來切入評論對象的特點,而較不着重「對作品價值的具體評估」,其「批評文體也富於散文詩似的抒情的格調」。這不只是指也斯的短評文章而言,溫認為也斯的學術論文「也離不開感受」,「梁秉鈞是很注重將自己微妙的閱讀感受上升到理性分析的」。這些都是對也斯的評論非常準確的觀察和概括。曾卓然則注意到也斯的文藝短評和他的散文具有同樣的「生活化」風格,他主要分析也斯的評論如何兼顧散文藝術的經營,例如藝術評論結合人物散文的寫法、「平視的角度」、「親切的語氣」,「散文的感性和批評的理性在這兒統合」。黃淑嫻形容也斯的《香港文化》「是幾種不同立場的磋商與交涉(negotiation):嚴肅文藝與流行文化、系統概括的文化理論與實際文學藝術的例證、嚴謹的學術文章與深入淺出的抒情說理的散文」。這些文章都指出了也斯的評論特點與他的文學創作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
不過,散文和評論的越界寫作同時為也斯帶來不少非難。例如同樣的特點曾經被梁世榮斥為「不太留意論文的基本要求」,流於主觀和武斷。
也斯回應《香港文化》一書受到的批評時自嘲:「書出來以後搞創作的人覺得我太理論性了;但誰料到讀社會學的書評人反又嫌我寫得太文藝化,太多實際的例子而不夠理論化」。
如果要衡量和評價也斯在建設香港文學史上的貢獻,同時也必須回答他的這些評論特點對於文學史論述的影響,例如他的論文寫法有何特點﹖他的學術論文與他個人的文學經驗有怎樣的關係,後者如何形塑了他的論述﹖他的越界特點如何輔助其論述﹖這些都是本書嘗試探究的問題。
本書將處理筆者能夠取得的所有評論材料,首先是也斯的報刊專欄,其次是散見報紙雜誌上的單篇文章,包括《中國學生周報》、《星島日報•大學文藝》、《號外》等等。另外還有他參與編務或創辦的刊物《文林》、《四季》、《大拇指》,再加上也斯全部的已結集評論。
在以上評論材料之中,以他早期的專欄文字最為缺乏整理。他曾經筆耕過的報刊園地不計其數,但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專欄文章之中,只有小部分已經結集。主要原因是部分材料例如早年的《快報》若非私人收藏家借閱捐贈,可說是無法得見。按本書整理的「也斯六七十年代部分報刊專欄文章編目」統計(見附錄二),總共2,347 篇報刊文章之中,只有445 篇曾經結集於《灰鴿早晨的話》(1972)、《神話午餐》(1978)、《養龍人師門》(1979)、《山水人物》(1981)、《書與城市》(1985)、《城市筆記》(1987)、《街巷人物》(2002)和《也斯影評集》等書,即只有約19%結集成書。這些專欄文字由生活雜感、散文、連載短篇小說、電影評論、劇評、書評、詩評到遊記等等包羅萬有。雖然限於專欄篇幅,多是一千幾百字的短文,難以非常詳盡深入,但是因為每日刊出,數量龐大,其特點在於連續而長時間的大量材料,蜻蜓點水卻涵蓋廣泛,便於觀察文壇的歷時變化,例如某類文藝潮流的興衰,以及也斯個人文學觀的形成與變化,是非常有研究價值的材料。而且與結集之後的整齊面貌不同,專欄形式鼓勵他「借題發揮」,以他的譯介文章為例,由於專欄文字的跳躍性和隨意性,他經常由譯介內容馬上跳到評論當前文壇現象,這些文章通常包含一部分翻譯或內容概括評述,再以暗示或直接批評的方式回應當前發生的文學論戰或思潮趨勢,有利於我們側面了解六七十年代的文壇情況。早期材料的另一特別之處在於其中充滿了未定型的想法,又是許多重要主張的萌芽時期,加上也斯是很早成名的作家,專欄就是其早期想法的忠實記錄,常有遺珠之樂,可以對照八十年代以後的學術評論,比較其想法的變化。他認為「專欄的特色,是它可以面對更多的讀者,更有時間性」,而自己是「在寫專欄和寫論文的人生之間徘徊」。簡言之,他早期的專欄材料如果得到更多整理,應可補充他的論文觀點。八十年代以來的專欄則整理得較好,大多已經結集成書。其中較有趣的則是他在學術論文以外,也在報章雜誌上以短評回應各種會議見聞、點評最近讀到的香港文學評論,又以個人回憶的方式整理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學史料。這些專欄可以補充已結集的文章,同時是重回文學史現場的最佳方法。
▲本文節選自《也斯的香港故事:文學史論述研究》
作家專欄
也斯的香港故事
也斯(梁秉鈞,1949-2013)是少數在創作及評論兩方面都對香港文學極其重要的作家,他用本名「梁秉鈞」寫詩、學術論文和翻譯,以筆名「也斯」寫評論、散文、小說,兩個名字都在文學史上留下重大貢獻。他的評論和論文是多個香港文學課題的重要參考,左右着相關的研究框架和基本認識,同時他又是具代表性的重要作家。翻開各種香港文學論文集,也斯是非常少數既以學者身份發表論文,同時又以作家身份被其他學者研究和談論的人,可見他在創作和評論兩方面的成就。
也斯的評論家身份的重要性不下於他留下的一系列作品。他自六十年代末起即在各大報刊及個人專欄上發表大量評論文章,內容題材遍及當代香港與台灣文學作品、西方文學思潮、電影及藝術等等。八十年代中葉以後又積極參與香港文學的論述生成和香港文學史的建立。以數量計,也斯在報刊專欄發表的短評和學術論文加起來遠遠超過其創作,卻至今缺乏有系統的研究整理。對也斯的研究一直集中在他的作品上,其中又以新詩和小說為主。
小說方面,最多學者談論他對拉丁美洲魔幻寫實主義的挪用,以及他對後殖民議題的探討。詩方面,他的都市詩和詠物詩是最受注目的,此外游詩、「生活化」和抒情詩的主張都備受重視。文學以外,他寫了不少電影評論, 在他身後首次結集為《也斯影評集》(2014)。他與其他藝術媒介的越界合作也為人津津樂道。反觀也斯的評論很少被討論,從本書整理的「也斯研究資料」(見附錄三)來看,二百多篇單篇文章之中以也斯的評論為題者只有不足十篇,主要是《香港文化》及《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的書評,大部分已經收錄於《也斯的散文藝術》。
部分學者總結也斯的學術評論特點,例如楊傑銘認為也斯的文化評論比其創作「更能閱讀出他的內心意識,而現今的研究者往往將這部分作為研究他文學作品的輔助材料,卻少將其文化評論、研究論述視為一個整體的論述來作個別討論」。又例如古遠清認為也斯的評論中以詩評最有分量、最出色,其特點在於方法視野,比較文學背景令他能夠從多角度透視文本,跳出單一文學地域和批評圈子,又多採取文化研究方法。羅貴祥則強調也斯對香港文學和文化的研究開始於建制之外,其重要性也在於致力開拓評論的公共空間,認為也斯始終較為偏重作家的身份,使他成為非典型「學院建制」中的學者。
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其中一節把也斯列入「雙棲批評家」的「作家—批評家」類別討論。這些文章都準確地把握也斯的評論家身份特點,但是與也斯建設香港文學史的重大貢獻相比,這樣的研究規模仍然是不足的,本書即為此方面的起步嘗試。
身兼文學家和評論家的身份令也斯不滿足於學院式評論,而發展出甚有個人特色的、界乎散文和論文、文學評論與文化研究之間的寫法。已經有部分文章總結出雙棲身份給也斯帶來的特點。溫儒敏可能是最早從這個角度分析的學者,他認為也斯「隨感性的富於詩的韻味的詩評」最具個人特色,「他的文學批評非常個性化」,「和那種以闡釋、判斷或倡導為要旨的批評是不同的」。也斯擅長「從自己的審美感受出發」,在評論其他詩人時發揮他本身也是詩人的優勢,通常談自己的閱讀感受來切入評論對象的特點,而較不着重「對作品價值的具體評估」,其「批評文體也富於散文詩似的抒情的格調」。這不只是指也斯的短評文章而言,溫認為也斯的學術論文「也離不開感受」,「梁秉鈞是很注重將自己微妙的閱讀感受上升到理性分析的」。這些都是對也斯的評論非常準確的觀察和概括。曾卓然則注意到也斯的文藝短評和他的散文具有同樣的「生活化」風格,他主要分析也斯的評論如何兼顧散文藝術的經營,例如藝術評論結合人物散文的寫法、「平視的角度」、「親切的語氣」,「散文的感性和批評的理性在這兒統合」。黃淑嫻形容也斯的《香港文化》「是幾種不同立場的磋商與交涉(negotiation):嚴肅文藝與流行文化、系統概括的文化理論與實際文學藝術的例證、嚴謹的學術文章與深入淺出的抒情說理的散文」。這些文章都指出了也斯的評論特點與他的文學創作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
不過,散文和評論的越界寫作同時為也斯帶來不少非難。例如同樣的特點曾經被梁世榮斥為「不太留意論文的基本要求」,流於主觀和武斷。
也斯回應《香港文化》一書受到的批評時自嘲:「書出來以後搞創作的人覺得我太理論性了;但誰料到讀社會學的書評人反又嫌我寫得太文藝化,太多實際的例子而不夠理論化」。
如果要衡量和評價也斯在建設香港文學史上的貢獻,同時也必須回答他的這些評論特點對於文學史論述的影響,例如他的論文寫法有何特點﹖他的學術論文與他個人的文學經驗有怎樣的關係,後者如何形塑了他的論述﹖他的越界特點如何輔助其論述﹖這些都是本書嘗試探究的問題。
本書將處理筆者能夠取得的所有評論材料,首先是也斯的報刊專欄,其次是散見報紙雜誌上的單篇文章,包括《中國學生周報》、《星島日報•大學文藝》、《號外》等等。另外還有他參與編務或創辦的刊物《文林》、《四季》、《大拇指》,再加上也斯全部的已結集評論。
在以上評論材料之中,以他早期的專欄文字最為缺乏整理。他曾經筆耕過的報刊園地不計其數,但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專欄文章之中,只有小部分已經結集。主要原因是部分材料例如早年的《快報》若非私人收藏家借閱捐贈,可說是無法得見。按本書整理的「也斯六七十年代部分報刊專欄文章編目」統計(見附錄二),總共2,347 篇報刊文章之中,只有445 篇曾經結集於《灰鴿早晨的話》(1972)、《神話午餐》(1978)、《養龍人師門》(1979)、《山水人物》(1981)、《書與城市》(1985)、《城市筆記》(1987)、《街巷人物》(2002)和《也斯影評集》等書,即只有約19%結集成書。這些專欄文字由生活雜感、散文、連載短篇小說、電影評論、劇評、書評、詩評到遊記等等包羅萬有。雖然限於專欄篇幅,多是一千幾百字的短文,難以非常詳盡深入,但是因為每日刊出,數量龐大,其特點在於連續而長時間的大量材料,蜻蜓點水卻涵蓋廣泛,便於觀察文壇的歷時變化,例如某類文藝潮流的興衰,以及也斯個人文學觀的形成與變化,是非常有研究價值的材料。而且與結集之後的整齊面貌不同,專欄形式鼓勵他「借題發揮」,以他的譯介文章為例,由於專欄文字的跳躍性和隨意性,他經常由譯介內容馬上跳到評論當前文壇現象,這些文章通常包含一部分翻譯或內容概括評述,再以暗示或直接批評的方式回應當前發生的文學論戰或思潮趨勢,有利於我們側面了解六七十年代的文壇情況。早期材料的另一特別之處在於其中充滿了未定型的想法,又是許多重要主張的萌芽時期,加上也斯是很早成名的作家,專欄就是其早期想法的忠實記錄,常有遺珠之樂,可以對照八十年代以後的學術評論,比較其想法的變化。他認為「專欄的特色,是它可以面對更多的讀者,更有時間性」,而自己是「在寫專欄和寫論文的人生之間徘徊」。簡言之,他早期的專欄材料如果得到更多整理,應可補充他的論文觀點。八十年代以來的專欄則整理得較好,大多已經結集成書。其中較有趣的則是他在學術論文以外,也在報章雜誌上以短評回應各種會議見聞、點評最近讀到的香港文學評論,又以個人回憶的方式整理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學史料。這些專欄可以補充已結集的文章,同時是重回文學史現場的最佳方法。
▲本文節選自《也斯的香港故事:文學史論述研究》